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第六节 克拉夫琴科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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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苏联的扩张姿态,使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明白,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设想,由和平共处的大国合作,来保障世界和平,已完全落空。苏俄共产体制根深蒂固的输出革命的冲动,使他们一有机会就来试验民主国家的勇气。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为战后格局的稳定建起一道防线,但很多人看不清楚它的意义。雷蒙阿隆为此大声疾呼,此时维克多·克拉夫琴科审判,更撕裂了法国知识界。 问:阿隆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大西洋主义者?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要稍微扯得远一点。上次我们谈到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认可,在被解放领土上实行自由选举,让各国人民自己决定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当然苏俄并不打算实行这一点。后来的东欧苏占区都是共产党借助刺刀掌握了政权。1946年,在德国西方占领区实行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共产党只得到5,7%的选票,让苏俄心里更明白,他们不可能在欧洲获得民众认可。而且,苏联摆出的对待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姿态,更使西方国家不再怀疑苏联的扩张政策。沈志华先生在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中指出:“苏联咄咄逼人的外交行为,在客观上促成了西方国家的联合。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除了西方国家固有的反共意识形态,正是战后苏联在其周边地区广泛追逐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外交行为,加强了西方国家的集团意识,加快了西方国家反苏联盟的形成”。沈先生的判断是极有见地的。 在此我必须要给听友们介绍一下,乔治·凯南和他的长电报。正因为这份长电报,翻成中文有8000多字,乔治·凯南被人称为“冷战之父”。乔治·凯南是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级代办,1946年他在一封回复美国国务院询问苏联是否会加入世界银行的电报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扩张主义意识形态,并提出美国应如何应对的建议。乔治·凯南认为:“苏联统治者无疑感觉到,他们的统治是一个形式上相对无序的统治,其心理基础脆弱而且虚假,无法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相提并论,因此他们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一旦俄罗斯人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罗斯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心不已。结果为了求得安全,他们学会的只是如何彻底致对手于死地的方法,从没考虑与对手建立契约与妥协”。在他随后撰写的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中,他提出与苏联相处之道,只能是“坚定的遏制政策。在俄罗斯人表现出侵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迹象时,始终对其予以打击”。虽然他并不同意杜鲁门主义的许多内容,但他却为美国团结盟友,坚定地对抗苏俄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指明了方向。1949年4月4日,美国等12个民主国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问:阿隆是积极支持大西洋联盟的人,这和他的自由主义立场是不是有关? 答:当然有关。如何应对苏联的威胁,如何评价苏联的共产制度,成了当时法国知识界分歧的焦点。思想上的分歧,我们在下面讲,当时面对的直接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北大西洋联盟。在阿隆看来,北约组织是捍卫西方自由的工具,而且他认识到这个组织只能以美国为核心。他说:“北大西洋公约实质上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人对美国所抱的期望,即当欧洲人受到进攻时,美国应允的干预,今天如此。在我看来,对那些拒绝北大西洋公约的人,很难表示同情”。而且阿隆把欧洲放弃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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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班达指出,推崇秩序至上的知识人,其本质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制度中的公民平等原则,已经否定了秩序等级,否定了所谓有着历史合理性的不平等。班达认为,民主制不仅有其历史的正当性,而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Published 04/17/19
[提要] 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随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中,班达看到当时法国知识界泛滥的一股思潮,那就是以政治激情的指向,来判定何为价值,何为道德上的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正确。但问题在于,遵循政治激情的指向,是知识人的正确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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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进展,法国知识界日益分裂。一些著名的文人,面对这起冤案的铁的事实,竟然闭目不看。在他们心中,正义真理、个人尊严与自由,这些价值远远比不上陆军荣誉、国家脸面来得重要,因为前者太抽象,属于不实用的价值,后者却反映现实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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