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第八节 知识分子的鸦片之二:神话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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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左派知识分子看来,有些观念是天然正当的,但是如果不加批判地使用这些观念,会造成神话与现实的分裂。雷蒙阿隆冷静清晰地分析了三个最重要的观念,左派、大革命和无产阶级,指出这些观念所包含的复杂的含义。 问:上次我们已经谈到左派这个观念与它的传统价值诉求背离了。 答:对,我们今天接着分析。在阿隆看来,独裁政权,会在代议制政体与对政府行为的需求相冲突时得手。因为代议制政府的辩论繁多,议程冗长,决议不能有效贯彻,而专制政体适合于集中国力于专一目标,因此在愚众看来,宁愿“牺牲政治自由,来换取行动上的活力”。但是,听友们一定要记住,这种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并不问所谓大事是好是坏,是造就全体国民的福祉,还是造就全民族的灾难。从历史上看,专制政权的行动活力,往往会把民族带入浩劫。外有纳粹德国,内有中国文革,都是典型的例证。希特勒之得势,是因为魏玛共和国相对于纳粹党的行动力,显得软弱与无效。而希特勒的体制,“把政党与国家混为一体,控制其他独立的组织,让强词夺理的教条成为国家信条,凭借暴力,让警察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党国一体的警察国家,会显示出行动的果断有效,但这种所谓的决断性,把国家带入了毁灭。雷蒙阿隆问道:“所谓的右派法西斯,与所谓的左派苏联,难道没有在这种极权主义中殊途同归吗?”熟悉苏俄共产制度的人,大多数都知道,这看似是左右的两极,在实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们都“否认各种自由的和个人的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是启蒙运动所极力倡导的,为的是反对权力专断和教会矇昧主义”。而纳粹主义的极右政权,和布尔什维克的左派政权,都独占发布信息的权力,也就是限制言论与思想自由,因为它们必须掩盖它们给人民的许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阿隆特别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发问:“一个实现计划经济的社会,除了是一个专制国家之外,还可能是其他类型的国家吗?” 问: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尖锐啊! 答:是的。阿隆随即指出,一旦号称左派的革命者掌握了政权,例如苏俄那样,你会发现“左派代表的,不是与权力对立的自由,或与特权者对立的人民,而是一种与另一种权力对立的权力,一个与另一个特权阶级对立的特权阶级”。雷蒙阿隆在写作《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时,吉拉斯正在写那部分析苏俄制度的名著《新阶级》。阿隆并没有看到这部书,但是他却能够和吉拉斯得出一样的结论,这是很让人佩服的。因为吉拉斯这个人曾经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第二把手,政治局常委,党的第二书记,是真正的圈内核心人物。所以他对苏俄制度的分析并不令人奇怪,而阿隆却是一个远离苏俄制度的自由知识分子,仅凭他的深厚的理论修养,和对历史事件的洞察,就能抓住苏俄制度的实质。在他看来,“左派自称代表着人民,并抨击暴君。在左派看来,托拉斯的老板就是现代的领主,他们主宰着普通人的命运,并与公众利益作对,左翼党派采用的解决方法,不是解散托拉斯,而是转由国家来控制工业部门和大型企业”。这种由某一政治集团,由国家名义来实行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时,常常冠以国企、公有制、全民所有制这样的名称。但是这种所谓的国有化“只是导致了特权者之间的力量配置的变动,它们既没有提高穷人和弱者的地位,也没有降低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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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班达指出,推崇秩序至上的知识人,其本质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制度中的公民平等原则,已经否定了秩序等级,否定了所谓有着历史合理性的不平等。班达认为,民主制不仅有其历史的正当性,而且有道德上的正当性。
Published 04/17/19
[提要] 在德雷福斯事件和随后的一次世界大战中,班达看到当时法国知识界泛滥的一股思潮,那就是以政治激情的指向,来判定何为价值,何为道德上的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政治正确。但问题在于,遵循政治激情的指向,是知识人的正确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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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进展,法国知识界日益分裂。一些著名的文人,面对这起冤案的铁的事实,竟然闭目不看。在他们心中,正义真理、个人尊严与自由,这些价值远远比不上陆军荣誉、国家脸面来得重要,因为前者太抽象,属于不实用的价值,后者却反映现实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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