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林彧，1957年生於南投鹿谷，崛起於1970年代，受到文壇矚目則在1980年代。他的崛起甚為傳奇。1982年，時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的高信疆以逐日刊登的連載方式，推出林彧所寫一系列都市詩，高信疆以打破副刊登載詩作潛規則的大氣魄刊登新人林彧詩作，在台灣副刊史上是首見的優遇，也可說是可空前絕後的壯舉。當時的林彧才25歲，因而成為現代詩壇矚目的新星。

廖玉蕙，她是當代散文名家，年輕時擔任過《幼獅文藝》月刊的編輯，後任教國內多所大學。她曾獲吳三連文學獎、中山文藝獎、吳魯芹散文獎、五四文藝獎章等重要獎項，也有不少作品被選入高中、國中課本及各種文學選集。她的散文著作計有《不信溫柔喚不回》、《嫵媚》、《像太陽一樣的笑容》、《五十歲的公主》、《像我這樣的老師》、《大食人間煙火》、《阿嬤抱抱》、《彼年春天》等近五十種，是一位創作力旺盛、作品質地精良的作家。

台灣散文作家眾多，寫作題材多樣，技巧多變，但基本上仍以作家的生命經驗和生活省思為內容，表現作家人格、思想、感情與文字風格，形成了多采多姿，千巖競秀的勝景。

向陽老師談在1993年當年29歲的年輕詩人鴻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黑暗中的音樂》（台北：現代詩季刊社），瘂弦為他作序〈詩是一種生活方式〉，一起筆就說：「我在鴻鴻的作品裡，聞到一種自由和快樂的氣息，這種氣息純潔而新鮮，是我在前代詩人作品中不曾感覺到的。」當年瘂弦眼中「快樂而自由的鴻鴻」是這樣的：「是詩人，也是歌者、電影工作者、畫畫的、演戲的，更重要的：根據自己的感覺走向生活的人」。

在台灣的原住民詩人之中，出身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是創作量最豐富，越界書寫最多的一位，整個九○年代，他在各項重要文學獎中大有斬獲，頻頻得獎，光是現代詩，就連獲時報文學獎三次，小說也曾勇奪聯合文學獎和聯合報文學獎，而他又兼善散文書寫，及於文化評論與報導文學，可以說是一位多方位的詩人作家，這使他不僅在原住民詩人中頭角崢嶸，在同代的台灣作家之中也一樣燦燿奪目。

瑞典學院院士、著名漢學家馬悅然（Göran Malmqvist）他以精湛的漢學研究崛起於西方學界，譯介了包括《詩經》、《道德經》在內的中國經典；又以高度的文學涵養，以及自1985年起擔任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審委員的慧眼，促成高行健、莫言兩人得獎；他也長期推動台灣文學譯介，親力親為，翻譯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以及商禽、楊牧等現代詩人的詩作，主持《二十世紀台灣詩選》的選編和英譯。他無疑是一座指向東方的燈塔，讓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的光芒被西方看到。

作家向陽老師說:子喬兄以詩和散文崛起於1970年代台灣文壇，早有文名，他的散文集《太陽手記》於1974年由水芙蓉出版，當時我才大二，捧讀他的散文，心嚮往之；也知道他是主流詩社的同仁，而主流是老師初習現代詩的必讀和投稿的詩刊。但等到與他認識時，老師已退伍來北，在海山卡片上班，也和一群詩友創辦了《陽光小集》，因為詩人黃進蓮的介紹，兩人這才相識，當時他已在遠景出版社擔任主編，影響台灣文學研究的關鍵選集《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十二冊，就是在他擔任主編時著手整編所成。當時的子喬兄，意氣風發，言談豪邁，他們也就因為詩和這套全集成了常相往來的朋友。

向陽老師說:高信疆是1970年代戰後世代詩社《龍族》的主腦人物，老師在大學年代習作現代詩階段深受他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影響，對《龍族》回歸傳統、關懷現實、擁抱大地的主張相當認同；1979年，向陽老師與詩友合創《陽光小集》於高雄，這個詩社進入1980年代後主張、編輯取向，都受他和《龍族》的影響。在老師初入詩壇的階段，他是向陽老師敬佩和效法的典模人物。

向陽老師說:作家林良年輕時就進入《國語日報》主編兒童版，並長期撰寫「看圖說話」的童詩；1966年，《國語日報》家庭版請他和洪炎秋、何凡三人開設「茶話」專欄，三人各有風格，相當叫座，他以「子敏」為筆名，用淺白的白話、幽默的筆調、溫煦的心境執筆，展現了相異於當代散文的獨特風格，從此在兒童文學創作之外，開闢出了一條特屬於他的散文大道，並因此收入1977年源成文化圖書出版的《中國當代十大散文家選集》，成為備受文壇肯定、也被讀者喜愛的散文大家。

生於1948年的羅青，成名甚早，1972年出版處女詩集《吃西瓜的方法》，就被余光中譽為「新現代詩的起點」，1974年更以詩的成就獲頒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獎」，備受年輕寫作者的欽羨。此時我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寫詩者，仍在摸索自己的詩路，尋訪自己的詩風，在賃居的宿舍讀他的《吃西瓜的方法》，對於他以語言邏輯入詩，在語言的弔詭和機鋒之中翻轉自如，自成一家之詩，特別欣賞。出版《吃西瓜的方法》，驚羨詩壇之後，1975年5月，羅青與李男、詹澈、邱豐松、張香華在創辦了「草根」詩社，發行《草根詩刊》。1970年代初期戰後世代詩社《龍族》、《主流》、《大地》回歸傳統、反對西化的主張；其後出現，在1980年代發光的《陽光小集》。

曾經擔任過《文訊》總編輯的李瑞騰兄的名字和臉容，以及他用力講話的手勢和豐富表情。1983年7月《文訊》的創刊，原為國民黨文化工作會主事的刊物，負有執政黨文化工作的責任，由孫起明負責主編；1984年10月延請當時擔任《商工日報》副刊主編的學者李瑞騰擔任總編輯，他接編後大力改革，強化《文訊》作為文學傳播媒體的公共性，讓這份黨辦刊物的黨化色彩逐漸淡化，同時也以他自身橫跨古典文學、現代文學和世界華文文學三個領域的學界、文化界人脈，以各種具有規劃的、深入的報導專輯，充實了《文訊》的內容，終於受到文壇和學界的重視；讓《文訊》跨越了黨派、地域和意識形型態的鴻溝，成為國內外學界了解台灣文學生態、趨勢的重要雜誌。

向陽老師與黃得時先生第一次見面，是1982年10月16日，在自立晚報會議室。當時老師27歲，剛接編「自立副刊」不久，主辦「民俗文學座談會」，邀請民俗文學研究耆老與專家座談，得時先生是與談者之一( 其他與談人尚有朱介凡、林衡道、邱坤良等先生 )，那時他年已74歲，精神抖擻，不顯老態他以「六十年來的俗文學」為題，發表談話，指出台灣的俗文學有三個源頭，一是中國民間故事，二是來自福建泉州、漳州、廈門的歌仔冊，三是台灣土生土長的故事和歌謠。我在場聆聽，猶如上了一堂台灣民間文學的課，獲益良多。

巫永福先生，1913年生於山明水秀的南投埔里，從日治時期出發，跨越兩個時代，先後使用日文和中文寫作，逝世於2008年9月10日，享壽九十六歲，出道既早，寫作生命也存續甚久，可說是台灣「跨越語言的一代」作家中的長青樹。

 向陽老師與郭水潭前輩相識於1983年8月鹽分地帶文藝營，當時老師擔任《自立晚報‧自立副刊》主編，每年8月中的文藝營就是副刊的業務之一，這個文藝營最早由黃進蓮、羊子喬、林佛兒、蕭郎等鹽分地帶出身的作家發起、創辦，後來因詩人杜文靖的關係，加入自立晚報的協力，也因此參與了鹽分地帶文藝營的營務，而與日治年代的台灣作家認識、往來，郭水潭就是其中的一位。

2011年向陽老師為台灣文學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編選《楊熾昌卷》，面對這位在1930年代日治下的台灣鼓吹並且領導超現實主義文學的詩人，以及鋪展在書桌上有關他的研究資料的貧乏與有限，內心不無感慨。

作為日本在台推動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出現的小說，〈奔流〉敘述了當時台灣人面對國家與身分認同的掙扎與苦悶。王昶雄通過一個受過日本完整教育的鄉下醫師「我」﹝洪醫師﹞與伊東春生、林柏年兩個台籍青年的來往，描繪了皇民化時期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本人」認同或「台灣人」認同之間猶豫與徬徨──是要以統治者日本人為認同對象、還是要以生為台灣人為榮的雙重苦惱──這是一篇凸顯殖民地人民國族認同課題的小說，複雜的殖民處境、弔詭的認同游移，形成深沉的悲哀，正是這篇小說動人之處。

 向陽老師印象中的龍瑛宗先生，一直存活在1980年代；對他的印象，是身影瘦弱、個性內向、不善應酬、木訥謙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非常內向又患口吃的人，在人的面前，訥訥說不出話來」。老師最早見到龍瑛宗先生，是在鹽分地帶文藝營，1980年暑假，當時老師還在時報周刊上班，因此與他只是初識點頭；1982年向陽老師到自立晚報編副刊，年年必須參與鹽分地帶文藝營籌備與駐營工作，才和當時多仍健在的日治時期老作家有了接觸。在1983年當天與會的，記憶所及，除了主邀的王昶雄先生之外，到會者有劉捷、吳坤煌、鄭世璠、塚本照和等先生，以及杜文靖、黃武忠和向陽老師三位年輕人。

向陽老師談到詩人作家楊逵，題曰〈即興〉。這首詩寫在楊逵先生專用的「資生百花園」稿紙上，以前一日在台南南鯤鯓廟舉辦的第四屆鹽分地帶文藝營座談會為內容，寫他對詩的喜愛，兼及對於《陽光小集》詩雜誌和老師期許。這首即席詩作，雖然匆促完成，卻充分顯現了楊逵先生的詩才，對向陽老師來說，更重要的是，這首詩出自老師所尊敬的楊逵先生手中，流露出一個台灣文學老園丁對後進晚輩的高度關愛。老師特別在原稿後如此註記：「71.8.23.在南鯤鯓「鹽分地帶文藝營」詩座談會上，楊逵即席作品、手跡」。

作家周策縱是位漢學大師、史學家及紅學大師，向陽老師在1985年到威斯康辛棄園之前，已拜讀過周策縱先生寫的《五四運動史》當時老師在《時報周刊》當編輯，工作之便獲得此書，讀後對於他剖析五四運動的史家之筆格外敬佩，雖然時報版譯本並不齊備，多少仍讓老師對五四運動的複雜背景有了深入了解；這又發現向陽老師早在高中時就讀過的泰戈爾詩集譯本《螢》、《失群的鳥》1984年7月，我以十行詩體試驗新格律的詩集《十行集》由九歌出版社出版，在寄贈名單中，我忽然想到周策縱先生，譯過泰戈爾詩的他應該也會是新詩的喜好者吧？我從人間副刊拿到他的地址，以粉絲一般崇敬的心情，把自己的試驗作品寄到威斯康辛，寄給一個國際漢學大師，不敢想像他會有空閱讀，更不敢想像他會不會回信給才剛出版第三本詩集的年輕的冒失鬼。

辛鬱，被詩壇稱為「冷公」，本名宓世森，1933年生於浙江杭州，就讀初中一年級時，因戰亂輟學；1948年逃家途中意外從軍，其後隨國民黨軍隊來台，1969年退伍，總計服役近二十一年，是一位典型的「軍中詩人」，他的文學生命在軍中展開，他人生的黃金時光也在軍中渡過；他曾參與金門八二三炮戰，見證了戰爭的冷酷與無情；他的第一本詩集名為《軍曹手記》(台北：藍星詩社，1960)，付印之處是軍方印刷廠；出書之後，1961年他加入以軍中詩人為主的創世紀詩社，擔任過《創世紀》詩刊的總編輯、社長、社務委員、顧問，是該刊的主將之一。

作家向陽老師談1972年唐文標來台任台大數學系客座副教授，作為評論家，唐文標曾自稱他是「第一雜家」，他談詩、談電影、論戲劇，也評張愛玲、批金庸，的興趣廣泛，知識駁雜。但他的主張和觀點則是一致的，他是徹徹底底的左派，他反對「無味的藝術」，主張「努力參與社會工作，保持對人類的關注」，「戳穿現實的瘡疤，把陳年的惡毒揭露」，「走向永不妥協的改革」(〈路？哪個國度的路？〉)這使他的論述，成為1970年代的「異端」。(他在1973年提到的「狼來了」，弔詭地成為1977年余光中指控鄉土文學的名篇)。

作家王默人他是1950年代崛起文壇的傑出小說家，第一本小說集《孤雛淚》一出版就獲得梁實秋先生的肯定；我讀過他的小說集《沒有翅膀的鳥》、《地層下》、《周金木的喜劇》，以及評論家何欣先生視他為「來台的中下階層小人物的代言人」的評價；也知道他是新聞界的資深記者，曾在《中華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服務過，當時任《聯合報》記者。王默人先生和他的中篇〈阿蓮回到峽谷溪〉的取得，就是我剛接編自立副刊之際取得的名家作品之一。〈阿蓮回到峽谷溪〉，這篇小說的題材相當寫實，以出身礦工家庭的第二代阿蓮為主角，寫她為了生活離開礦村，進入都市，為求養家，忍痛犧牲色相，最後解決家庭生活問題，回到礦村，重獲幸福的故事。小說除了對於礦工的女兒阿蓮寄予同情之外，也深刻地描繪了當年台灣礦工的生活處境和心境，動人十分。向陽老師把這篇中篇一口氣讀完，深受他的情節鋪排、人物塑造和作品中流露的人性關懷、人道精神所感動。他長期擔任記者，對社會與人性知之甚詳，文筆流暢，兼以對礦村的了解又遠多於年輕小說家，因此觀察入裡、刻繪細膩，遠非書房中的想像所能企及。

溫瑞安是馬華作家，來自馬來西亞，在馬時期加入「天狼星詩社」，1973年以僑生身分來台，就讀於台大；1980年9月25日，和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女詩人方娥真遭警總逮捕入獄，次年1月遭軍事法庭以「為匪宣傳」罪名判感化三年，實際約羈押三個月後遣送出境回馬來西亞。溫瑞安在台求學、活動約七年，其間創辦了「神州詩社」，除了詩刊之外，也創刊《青年中國》雜誌、發行《神州文集》，在1970年代的台灣詩壇，捲起過一陣風雲，成為戰後台灣新詩發展過程的一則傳說。

王灝，本名王萬富，1946年生於埔里茄苳腳，2016年3月5日去世。1969年他從中國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回到埔里擔任大成國中國文教師，直到去世，都未離開故鄉埔里。他是詩人，畫家、書法家，也是地方文史工作者，1991年他發起成立「大埔城藝文工作室」，1995年推動「茄苳腳小型文化實驗節」，發行「茄苳腳文化小報」、編印「大埔城鄉土冊本」，對於埔里文史的重建、藝文風氣與產業發展都有重大的貢獻。

年輕時的渡也已是知名詩人，以小詩〈雨中的電話亭〉、散文詩〈蘼蕪〉等名作崛起於詩壇，受到詩人張默的賞識；而我還在詩的道路上摸索，尋找自己的風格。渡也下課後回租屋，總會繞來向陽老師住處，談詩、說文，在小小的宿舍內，往往一兩個小時過去仍意猶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