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航 欢迎来到播客的第一期。疫情后两年，“青年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2023年青年们“一边上岸一边发疯”，狭隘的人生出口不再能负载他们情感与价值观的需求，发疯就成为了人在上岸的过程中的“嚎叫”。而到了2024年，大家说“我的尸体暖暖的”，已经默认问题充分出现，人退到了一个极其后撤的位置，有媒体总结这届大学生为不发言、不社交、不恋爱的“寂静的一代”。 袁长庚曾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五年，开设了“理解死亡”“爱情社会学”“失败者的社会学”等和当代青年紧密相关的课程。2022年，他从“内卷”的深圳来到了相对“边缘”的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任副教授。我们和他聊了聊他所经历的大学课堂的变化，并盘点了这两年的青年文化现象。 在他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实践着一种实用主义的历史智慧，前面的大时代向我们允诺了一些东西，而我们以急行军的姿态去完成这种跃迁，以时间换取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少停下来去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也很少去想我们的社会空间、家庭空间和心理空间是否出现了需要修补的裂隙和伤痕，时代的成果是否真的能够弥补青年成长过程中的缺失。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同时也留下了亟待解决的“债务”。 当时代慢下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拒绝匆忙地进入对“明天”的某种许诺，而对当下产生了一种咬定不放松的态度。年轻一代对具体的历史知识冷感，但对时间的感知又异常敏锐。生活也同样，他们对未来兴趣索然，但对“历史债务”穷追不舍，比如对原生家庭的追责、父权教化的解体、断亲、重新养育自己等等，而那些被忽视的情感需求又通过流行文化的方式爆发出来。 他们冷眼看待原先被认为是权威的人和事，不再全盘接受被讲授的知识，而看重审美与价值观的立场。他们“寂静”，更有自己的“热闹”，捍卫私人生活中不可侵犯的边界与想象。 过去十年，对于青年的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从《我的二本学生》《小镇做题家》《县中的孩子》到《学神》，学者关注不同阶级、地域的青年议题。我们还聊了聊媒介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当过剩的信息和观点涌入校园，学生乃至老师都面临着变革与挑战，一种新的大学课堂和教育方式亟需产生。最后，我们分享了个人生活中受到激励的时刻，“收到蝴蝶的时刻”。 “我自己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经验的东西，我觉得你年轻时候认定不碰的东西，你就别碰它，就不管现在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就别碰它，你会发现这事特别邪乎，一开始的时候别人都说你轴，都说你不识抬举，都说你不理智，但是这个事儿一定会变成人生中滋养你的一个的东西，哪怕你确实因为这个损失了很多。当你有一天有了一定年龄，回望人生中几个特别有限的、感到自豪的瞬间，就是‘我没干那件事’。” “你一旦认清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个无序状态的时候，那你还不如顺着自己的方向、动能的方向去工作就可以了。很多事情我们在脑子里面演练过无数遍，觉得真到那一刻会吓死，但是当你真的站在它面前，其实也就那样。你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见识来越过他。所以命运本来精心策划了一场大型绑架或者是恐吓行动，但你到那儿发现它没有用。” ——袁长庚 00:59 这一年，已经没有人再问我关于年轻人的问题 05:57 大学“高中化”背后的结构性问题 14:03 年轻人出口的窄化，塑造了新的紧张感 20:46 当“历史债务”作用到年轻一代 2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