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继父对我进行性侵，我的母亲艾丽丝·门罗选择和他在一起》，近几日，这篇文章在世界范围掀起舆论风暴。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最小的女儿安德里亚·罗宾·斯金纳(Andrea Robin Skinner) 于7月7日在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公开发文，披露了家族中最黑暗的秘密：斯金纳幼时曾遭到继父杰拉尔德·弗莱明（Gerald Fremlin）性侵。 被继父性侵时，斯金纳只有9岁。直至母亲门罗在两个月前离世，57岁的她才选择将此事曝光于世。 1992年，二十多岁的斯金纳写信将此事告知母亲门罗，但门罗选择回避女儿受到的侵害，继续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弗莱明在一起。2005年，斯金纳向警方报警，80岁的继父弗莱明承认了罪行，被判猥亵罪，判处缓刑2年。直至2013年弗莱明去世，门罗依旧与之保持婚姻关系，也从未公开此事。 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声望和经济能力的作家，作为家庭中心者的母亲，却对丈夫性骚扰女儿保持沉默，站在丈夫（性侵者）的那一方。 我们能够想象这样的女性存在，可难以想象，这个女性怎么会是门罗？——一个善于书写女性受困感和女性欲望的作家；一个以绝对锋利划破伪装与自欺的作家；一个在文学领域冷峻强大的作家——为何在文学外的世界，呈现出道德的羸弱？残酷的生活难道只是素材，只是洞察人性和书写复杂性的养料？ 门罗善于书写道德灰色地带，拓宽对人性的理解。但当这种道德张力构成的文学性与现实相勾连，虚构在此刻被现实刺破，虚构遮蔽和操纵了现实，呈现出了另一种复杂性。 门罗女儿的发声，更是一种叙事权的颠覆。斯金纳曾发现，母亲门罗仿佛刻意在让斯金纳在她的叙事中消失：“事实上，对她来说，重写这段历史至关重要，而她处于他人会相信的叙述者的位置。” 此刻重读门罗的作品，我们对文艺作品中的道德边界产生新的思考。作为女性作家，门罗的身份也为我们提供思考事件的双重视角。 女性追寻自我、“让自己的心变得锋利”的过程中，如何理解给别人带来的代价和伤害？当抛弃家庭的“杰出者”是女性，我们如何理解她的选择？ 其次，在作家身份下，我们从《同意》中性侵少女的男作家，谈到写作《洛丽塔原型》的女记者对《洛丽塔》的男作者的叙事挑战： 叙事权是创作者的特权吗？ 个人权利能否成为“作品”的牺牲品？ 创作能凌驾于一切社会道德评判之上吗？ 文学可以是赦免一切的理由吗？ 本期「异见房间」想聊聊门罗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 主播：张苹/徐飞飞/罗方丹   出品：TITS UP shownotes： 00:24 诺奖得主艾丽丝·门罗被曝包庇丈夫对女儿的性侵。被继父性侵时，门罗的女儿斯金纳只有9岁 05:50 从《洛丽塔》到性侵学生的艺考老师，文学能凌驾在一切之上吗？ 06:55 门罗知道女儿被丈夫性侵后回复：如果女儿要求她罔顾她自己的需求，为她的子女做出牺牲，去弥补男人的过错，那就是我们的厌女文化在作祟。 09:03 门罗作品《破坏分子》：一个类似继父的角色性侵邻居女孩的故事。 10:35 《破坏分子》中，被性侵的小女孩长大后，将施暴者的房子破坏殆尽，写了一行字：“犯罪的报应乃是死”。 14:45 重看门罗作品《幸福过了头》，里面描写的天才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大于对自己天赋的珍视，更大于对女儿的感情。 17:17 门罗的个人经历：大二退学生育，在繁重的家务劳动之后才能写小说，因此第一本小说写了20年，她履行了20年的母职。 19:03 作家的女儿也应该有自己的叙事权。门罗作品中：“她（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