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探讨或政经分析之外，不妨从我在西藏和新疆旅行时去过的几个广场直观地看看中国民族问题。

每次我意识到对话者中有维吾尔人，“新疆”二字的出口或落笔就会踌躇。

做了坏事的人因为缺乏因果正见，不是去改邪归正，而是以为只要花钱点灯、烧香、放生或给寺庙供养就能够抵消罪孽，花的钱不过是以罪孽赚钱的零头，从商业角度绝对是好投资。

“活佛”是汉人对藏传佛教转世修行者的俗称，这种称呼在佛教教义上说不通，藏传佛教也没有对应的词。藏语称呼转世修行者为“仁波切”，意思是珍宝，而不是活着的佛。不过连中国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发布正式条令都用“活佛”称呼，这里便当做约定俗成来使用。

看似重新开放了宗教的今日中共对佛教破坏不比毛泽东时代少。

藏传佛教从1959年后就发生了这样一次断裂。当时的中共当局不仅禁止宗教和传承，而且对活佛和僧侣实施全面改造

一元是象牙塔中极高理性的哲学境界，另一元则是大众层面的普遍迷信，而能把这相互分离的二元有机衔接起来、使其相互沟通并包容在佛教完整体系内的，唯有依赖僧侣。

西藏流亡政府前首席噶伦桑东仁波切看到了这种危险，提出流亡西藏的民主应该避免制造对立和分裂的模式，反对“多党制民主”，提倡实行“无党派民主”。

在赋予了民众民主的权利后，如何提升民众的民主能力，是西藏流亡政府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中国体制内学者马戎建议采纳美国模式，不再划分民族，只认同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

推进世俗化是中国当局在藏区实行的重要政策，以追逐利益和现世享乐取代民族意识和宗教追求。

单纯从西藏传统文化资源中开发旅游业，结果会毁坏传统文化。因为目前的旅游业归根结底是商业行为，遵循“顾客至上”的原则，而只要把游客当作主体，一切围绕满足游客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久而久之势必丧失自己。

藏区发展旅游的另一种模式是参观景点。所谓景点是把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封闭起来，向旅游者收门票，同时在景点开发各种商业。

因为藏汉两个民族在生活目标和价值体系上的差异，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竞争，藏民族往往处于劣势，因此应该给他们保留不同的空间。我曾提出建立西藏“文化保护区”的设想，主要措施之一是限制外来人口到藏区工作，实行由藏区政府发放工作许可证的制度，除了本地需要的特殊人才，一般不对外来人口发放。

在西藏的市场经济成分逐步增加的过程中，一些藏人感受到强烈的危机，其中之一是汉人正在夺走藏人的工作。

西藏一直是各国旅游者向往之地，这十几年亦成为国内旅游热点。西藏和各省藏区当局都把发展旅游业确立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地方政府纷纷开发旅游业。

康区有一种名为松茸的菌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只是当地百姓吃，一个人上山半天可采一背篓，市场卖两角钱一斤。后来松茸出口到日本，价格扶摇直上，高等级松茸达到千元一斤。松茸主产区形成全民采摘松茸的热潮，给当地的人均年收入增加了千元，一度占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

康区与汉地接近，处在与各种现代化因素、商品经济、市场意识、流动人口等频繁接触的前沿，犯罪问题相当严重。警察人数不断增加，案件还是破不过来。藏区地广人稀，每个州的面积都有十多万平方公里，交通不便，发生案子骑马报案往往得走几天，犯案人早已逃遁。茫茫草原，连绵大山，根本不知上哪去找。

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更多地体现于文化方面。

西藏现在表面是稳定的，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然而却是更加说明人心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