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敏/文 也许天生命苦；也许是多年受胃管制成了习惯，确实太不贪口腹之乐，别人爱不停嘴的东西，不吃绝不感遗憾；不过一定要请我享受，我也能随缘“表现”欣赏，不惹人厌，但是谁也别想让我多吃一口。 一次四妹分了一些零食给我，说：“留着，馋了的时候，就抓几个来吃。”“我从来不馋什么！给我，万一放坏了，糟蹋了不好。”不要扫兴，你会想吃的。”可不，扫兴多煞风景，我不该扫人兴。收下了那些吃食，且尽责地吃光了。还好放了久久也没放坏，到底没肯丢掉，只因那是妹妹的心意。 人问，什么最好吃？答曰：应该是不要自己做的最好吃。 ...

喻丽清/文 我一直觉得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青春时活得闪闪发亮，年老时活得优雅从容。其实两者互调也许更加完美。可惜年轻时，我们如何能明白什么是从容？ 最近收到北医大“北极星诗社”的简燕微小学妹寄来的《望远文报》，知道沉寂了很久的诗社又活跃起来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当年我把我的青春全押在那个诗社上了。谁知它依然健在，依然有诗的热情在那里燃烧。也许每一代有每一代打发寂寞的智慧，而我们那一代的青年，如果没爱上文艺真的不知如何打发日子。 我们的青春像张白纸，草稿不知如何打起，父母老师替我们设好框架，我们未必心服。没有计算机没有旅行没有多余的物质让我们挥霍，因为外在的自由太少，我们反而拼命想要用文学艺术来丰富自己的内心。回顾所来处，我们强作坚毅用以掩饰脆弱，争自由有时反而加重了自身的负担却不自知。 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与追求，使我们着迷于哲学，那时候存在主义当道，我们急于知道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结果存在主义更加让我们迷惑。我记得萧孟能的《文星》和林衡哲的“新潮文库”，几乎是我们那一代人最爱的精神食粮。在升学主义的压力下，其实文艺只能拿来当副食，说它是鸦片也未尝不可。...

陈若曦/文 有幸认识安坑康和传道会吴文朗牧师，知道教会长年关怀社区的弱势家庭，其中一项是辅导小学和初中生放学后的课业。我们真理堂的教友很想尽些心力，于是认养了一周一次的课辅活动，大家轮流在既定的日子，于下午三点开始，在教堂为之安排的课室里，陪伴孩子做功课、读报，或带动游戏、唱歌，直到孩子回家吃饭为止；包括个别用过晚餐便当才告别回家的孩子。 这些孩子都来自低收入户或者单亲家庭，有隔代教养的，也有孤儿，着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疼惜。 今年夏初，有志工建议：若是偶尔能带孩子走出山区，到外地去参观游览，开开眼界多好！ 好主意。大家决定从台北市做起，于是开始筹募经费。 我把消息传给女记者与女作家协会理事长傅依萍。她给会里发出信息，会员纷纷响应，一人一千，很快募到四万元，指定作为学生的餐旅费。志工们的费用，我和石玉各捐了三千元，等用完再说。...

宇文正/文 幼年时我住的影剧六村有个公共厕所，后来看相声瓦舍“战国厕”的段子，知道他们拿我们村子来消遣，他们已经借“影剧六村”之名编了一系列眷村故事了，我笑说：“冯翊纲又在糟蹋我们村子了！”儿子追问：“你们眷村真的有公共厕所吗？”这等于坦白自己出生于如何古早的年代，我很不情愿地承认：还真的有，我很小的时候也使用过，忘了几岁开始，漫漫地家家都有抽水马桶了，才不再去公厕。但记忆里，直到我们家搬出眷村，那个公厕一直还在，我不记得什么人负责打扫，只记得公厕外头有个水龙头，有些人会把碗或衣服拿到那里洗。 那天我玩耍经过，邻居小姊姊在那里洗碗，一边跟我讲话，不知怎么，哐啷一声，我眼睁睁看见盘子从她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破了。我惊恐地望着她，隔好久才说出话来：“怎么办？你会不会被你妈骂？”她的表情倒是镇静，没觉得大不了的样子。这时她母亲（是蔡妈妈？刘妈妈？……我想不起他们家的姓了……）从厕所里走出来，微笑地对我说：“为什么要骂？盘子总是会破的。”我紧张地离开肇事现场跑回家，虽然盘子不是我打破的，还是觉得自己闯了祸。...

孟东篱/文 盐寮，是花东沿海公路上一个散居的小村，在花莲市南方约二十公里。这里离海岸五十至两百公尺，便缓缓升起了月眉山，月眉山不高，只有一两百公尺，经多年砍伐，已没有多少树木，但杂草遍山，倒也葱绿，从山坡上俯视太平洋，碧蓝辽阔。 月眉山每到三四月，就在草丛中开出许多壮硕清丽、芬芳沁人的野百合，据我所知，十年前就有花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到盐寮郊游，大把大把采去，渐渐的，野百合终于少了。 今年，雨停之后，盐寮的大人小孩开始大量采摘，几乎每个家庭都放了一大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浸在水盆里，有的插在瓶中。不上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孩子，各自捧着一大把从山坡下来，走在路上。那实在可说是丰硕的美景，但那美景是让人心痛的！ 孩子们采野百合，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喜欢，而是为了拿到花莲去卖，一朵两块钱。也有人来收购，一朵两块，再拿到花莲以五元售出。可是这些花，岂止是一朵几元的问题！你说它一朵值一百块都可以。这些花，就是耶稣所说，每一朵都比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更美丽的野百合。 而今，山道上到处是遭受摧残的花梗与花朵，凡能见到的能采到的，都会被采光，只有花沟悬崖顶上的得免于难。...

林黛嫚/文 台湾女作家，著有《闲爱孤雪》、《闲梦已远》、《闲人免爱》等。 《小林来台北》是王祯和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嫁妆一牛车》那本短篇小说集，齐邦媛老师的一篇评论谈到小说与社会变迁的关联，还提到“小林来台北现象”，“无数的王祯和笔下的小林来到台北寻找各自的前途，新兴的迷惘与乡愁赋予文学写作又一种新貌。”是啊，无数的小林来台北给予文学写作新的变貌，但是小林们为什么要来台北，文学写作给出答案了吗？ 每一个世代的小林来台北，都有不同的背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高压统治和文化断层的局势中，紧张孤悬的国际地位及百业待兴的经济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莫不以离台深造为改善处境的方法。“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就是这种情势下的口号，台大就在台北，不管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菁英及其下一代，或是战后成长的学子，莫不把台北当作飞黄腾达的快捷方式。 ...

林清玄/文 我去民权东路的殡仪馆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最后的仪式是绕着朋友的棺木瞻仰他的遗容。看着朋友安详的脸，想到去世前他因病而极端痛苦的样子，现在他终于解脱了，我减少了忧伤的情绪，感到有一点安慰了。 走出殡仪馆，我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谈笑，想到生命的短促无常，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自己：“好好地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吧！因为百年后再也吸不到了。”就觉得空气特别香甜。 然后，我步行到与朋友去过的亚都饭店喝咖啡，在那优美的欧式咖啡厅里，我端起咖啡，对自己说：“好好地品味这杯咖啡吧！因为百年后就喝不到了。”这样想，觉得那咖啡特别的香甜。 喝完咖啡，我沿着民权东路向东走回家。走过了大家都不想进去、最后不得不进去的殡仪馆。 走过了大家都在求财富、求姻缘、求子嗣的思主公庙，香火鼎盛，可以看到人间永不满足的欲求。 走过了几家妇产科的医院，仿佛听到新生儿恐慌面对人间的啼哭声。 ...

袁琼琼/文 台湾女作家、编剧，著有《春水船》、《自己的天空》、《随意》等。 一直以来，碰到有人问我干哪一行，我总说编剧，没法说自己是作家。作家似乎不是个行业。或者说，是个游手好闲的行业，如果说自己是作家，似乎在表白自己无事可做。至少在做的事情看不出来。收入也是很麻烦的事。说自己是是编剧，人家会问，那写一本剧本多少钱，一本剧本要写多久？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作家，如果有人问“写一本书多少钱？”“写一本书要多久？”从我出第一本书到现在逾三十年，这问题我还是答不出来。 “作家”的好处是，那是“进行中”的行业，就算八百年没出书，没写出一个字来也无妨，因为这行业的莫测性：“多久”和“多少”从来没有个定数，总觉得“不知道哪一天”此人就会写出什么惊世骇俗之作。因此，一日作家终身作家。有前总统，前总裁，前校长，前经理，但是从来没有“前”作家，只有死了的作家。但是作家死了也还是拥有这个头衔，一日作家终身作家。 ...

杨逵/文 本名杨贵，台南新化人，著有《杨逵全集》十四卷。曾获东京《文学评论》第二奖（首奖从缺），是首位进入日本文坛的台湾作家。 台北近郊有阳明山，彰化近郊有八卦山，高雄近郊有寿山；都距市区很近，交通方便，眺望甚佳，是郊游散步的好地方。 我喜欢这些地方。也住过一段时间。 很早我就看中了台中近郊的大度山，梦想在这地方依照自己的设计开设农园，种些花木水果，过逍遥自在的田园生活。 就是这个梦想，促使我借钱在东海大学前买了这一块不毛之地。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买这不毛之地。 理由很简单：“有毛”之地太贵，买不起。 买了之后，饱受孩子们的反对与朋友的责骂，说我这个幻想家自讨苦吃。 孩子们各有所好，对此荒地没有信心，自然不能合作；又没有钱雇工帮忙，买地借钱的利息每月要付，实在是注定有苦吃了。 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我决心苦干下去。 吃苦我不在乎，在我一生中，苦是吃惯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