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记者会被问到刘亦菲及迪斯尼电影《木兰》时，盛赞刘亦菲是“当代花木兰”，表示“要为她点赞”，更指她是“真正的中华儿女”。

赵紫阳晚年完全挣脱了马列主义的束缚，走向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那么，他是否对自由民主、个人尊严的源头 -- 基督信仰 -- 有所探寻呢？

中国无论是所得分配恶化的速度或是趋势，相较世界各集团，无论是已开发国家乃至非洲，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 沈荣钦

秀和公开展示对于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仪式越发盛大隆重，代表们就越发感到荣幸自豪，也就越发能够弥补他们失去的权利，同时也越能彰显代表们对威权合法性的欣然接受 - 吴国光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共产党战胜国民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意味着黄河战胜海洋、西北压倒东南、农村包围城市、共产极权主义取代威权主义。中国历史进入巨大的倒退之中。从清末以来中国的西化，包括基督教的进入和影响，遭遇最大的逆转。

一八四〇年，英国对清帝国开战之后，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个清帝国的官员敢将英方的外交文书向道光皇帝呈报。道光皇帝始终未能掌握真相、进入状况，他一直以为是海盗骚扰、不足为虑。这不是因为道光皇帝能力不足、智慧不够，而是他被各级官员上奏的错误信息误导，一错再错、一败涂地。

二零一三年，刚刚执政几个月的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企图透过资金、技术和生产力，将亚非欧大陆、太平洋、印度洋与中国连接起来。习近平野心勃勃地透过西向与南向政策，发展中国的新外交策略，提升中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战略地位。“一带一路” 计划一旦完成，将涵盖全球六十五个国家、四十四亿人口，以及百分之四十的经济产值。

研究“新生活运动”的最佳著作，不是中国人或台湾人写的，而是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写的《教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深町英夫在一次访谈中谈及研究“新生活运动”的缘由：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跟北岛原作中的乐观主义相反，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在这场瘟疫中，吴悠不是第一个被伤害的好心人。

从清末到民国一直到毛泽东时代，在经济规模和工业化程度上，武汉在中国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心城市。二十世纪末中国搭上全球化顺风车，东南和华南的经济和国际贸易崛起，武汉才逐渐失去“中国次子”的地位和“九省通衢”的光环。

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麻城县，北面与河南接壤，东面与安徽临近，与黄州、蕲州一起形成了“积磅礴之万山”的高地次区域。若是在和平年代，这里堪称一处“如画紫云之岭”的风景胜地；然而，在战乱和政治动荡的年代，这里沦为盗匪云集、杀戮不止的人间地狱。

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灾难愈演愈烈之际，在台湾年轻一代“天然独”不可逆转之际，在“诸夏意识”呈几何级速度传播之际，从上世纪初即被认为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和身份认同，如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华人等，逐渐受到质疑、批判、解构和颠覆。

丘吉尔与奥威尔这两位英国人几乎同步看到纳粹灭亡之后另一种极权主义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他们在一生中先后奋力抵抗纳粹和共产主义两种人类有史以来最为邪恶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体制。

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迭，除了战场上的输赢之外，共产党也赢得了民心。

现阶段无比强大的中共政权，不会允许任何地方独立，五毛们的口号是“一寸都不能少”。但是，中共政权能永远存在吗？

在立法会的最后发言中，吴霭仪慷慨陈词，痛批四年前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香港的习近平破坏法治的谬论。

《败走千里》是一本奇书，一本禁书，一本好书，一本颠覆之书，一本幽暗之书，一本真相之书。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近现代史书写，虽然冠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马列主义等新式意识形态的指导原则，但其本质上仍然是在修建一垛成王败寇、大一统、天下帝国的高墙。

三十年前，陈润芝作为亚洲电视记者赴北京天安门采访学生运动，无意中成为屠杀的见证者。

再一次与林慕莲见面，是在台北慕哲咖啡馆举办的《重返天安门》新书发表会上。我们上一次的见面是十多年前在警察如影随形的北京，林慕莲采访我，便衣警察在一旁毫不掩饰地监听，试图给我们施加心理压力，让我们的表达“点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