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不开地产和疫情，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矛盾真的不少，有外部的压力，也有内部的压力。 无论如何，二十大报告还是直面解答了市场的担忧点和分歧点，消除了一些不确定性。在报告中“发展”依旧是第一位置，地产和防疫也和预期的一样没有放松。报告中提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笔者想借此机会与大家介绍下中国的县乡。 在产业、乡村、地域 、地产、公共卫生的背后有着一股同样的牵引力量，那是中央政府对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权的规范和事权的上收。   在中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收是中央收入或共享收入，地方获得的非常少，但房地产税和土地出让收入归属于地方，不与中央共享。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过去发展房地产的动力，所以房地产的监管，是中央对地方财权的规范，也是对地方转移重心到产业和消费的引导。  市场看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有很大的偏差，我们总是看北上广深、沿海、大湾区，但中国更多的是中西部、县城和乡村。地域间的居民收入差距非常大，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收支水平的差距也巨大。  在很多区域，地方政府的事权支出远远超出财权收入，需要不断的依靠土地出让和债务来维持公共服务的所需的资金。在一些财政困难的县乡，当地的全部财政收入加上中央的转移支付都无法覆盖预算内支出，连教育经费经常依靠民间借贷和居民筹款。吃饭财政都缺，办事财政就更少了。  所以若中央政府将事权上收到高级政府（中央或省级），将财政支出进一步倾向不发达的区域和县乡，或许能发掘中国的增长潜力。在跨地域的事权上，无论是高新产业体系建设，建造跨城镇的公路，还是公共卫生的管理，由中央统筹可能更加有效，或能减少发达城市对于其他地区的虹吸效应，或能防范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长期来看，若能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和县乡成功建立产业，吸引人口回流，增加居民收入，或能促进内需，提振消费，建立起“国内大循环”。  短期看下数据，中国在7 月和 8 月社零总额温和反弹，9月社融信贷也有回升。在二十大的时间里，我们的行业研究分析师Eric Mak和亚洲股票专家Grace Lam谈一谈中国的消费。  我们的香港研究部主管Richard Tang谈到过：“无论如何，人事变动的确认将消除不确定性，并允许政府官员转移重点，回到更好的政策协调和执行上，相信这将是一个温和的积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