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福柯在上一章节提出的景观式的酷刑场面，本篇进入到了18世纪后半叶，开篇就提到，“死刑只适用于杀人犯，违反人道的酷刑应予以废除”。公开处刑成为了一种可耻的行为。不仅如此，民众还在酷刑中学会了血债血偿，武装司法的淫威和“受威胁的”（民众开始觉醒）的观众的愤怒是相互交织的。暴政和叛乱，两者互为因果。 18世纪的刑罚放宽过程是是一种双重运动，犯罪的暴烈和惩罚都减轻了，但这是以更多的干预为代价的。到了18世纪晚期，对“非法性”空间的容忍度降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资产阶级对经济犯罪无法容忍，从司法—政治压迫的社会转向剥夺劳动手段和产品的社会的过程中，非法活动的权利因不同阶级的利益不同而被重新分配。刑法改革处于“至上权力”和“地下权力”斗争的汇合处，改革的重点放在后者。罪犯是司法上的矛盾存在物。他破坏了契约，也参与了施加于他的惩罚。 刑法制度改革后带来的“人道主义”倾向只不过是对情感和权力的精确计算，惩罚更重要的是去防止罪行的重演，惩罚不是为了过去，惩罚是为了未来。惩罚不再是一种展示的仪式，惩罚是一种表示障碍的符号。